航空专家刘悟泉的“贵港情结”

去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家记忆》栏目播出纪录片《歼-10传奇》，全方位、多角度回顾这款中国自主研发的“争气机”诞生的背后故事，向那些“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航空人深情致敬。

在这些故事里，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成都飞机设计研究所（简称611所）的刘悟泉，与广西贵县（今贵港）有过一段交集，本文记录这位耄耋老人与贵港的一些往事。

2005年，刘悟泉伉俪重游母校贵港达开高中。 受访者供图

“很想回去看看”

刘悟泉，1935年生，河北沧县人。1955年进入哈尔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从事飞机设计与研制工作40年，成果丰硕，尤其对歼击机的设计与研究贡献殊尤，曾任611所结构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2006年，时逾70岁的刘悟泉的个人回忆录《古稀话沧桑》完稿，其中，我国歼击机设计发展历程，被军迷争相阅读转发。正如为该书稿作序人、刘悟泉的哈军工学长、611所副总设计师王聚成所讲，“不同年龄段的读者均可找到感兴趣的内容”。对致力于整理与研究贵港地方文献资料的笔者而言，该书堪称20世纪40年代贵县社会百态实录，成为研究贵港地方史宝贵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个人文献。

“自从1950年春，我和（王）宗艾离开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的广西贵县，辗转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在漫长的岁月里，很想回去看看，但从未有过机会。”刘悟泉在书稿中这样写道。

随父辗转至贵县

刘悟泉的父亲刘保祯是一名铁路勘测工程技术人员。1935年，刘父在山西修筑铁路时，刘悟泉在太原出生，随后因其父工作地点更换而不断迁徙。

1947年初，刘保祯到广西参加湘桂铁路来湛段建设，担任来湛段桂境工程处副处长兼秘书长。“来湛段”是指广西来宾县至广东湛江市的铁路，分设桂境和粤境两个工程处。桂境工程处设在当时的贵县，下设若干工程总段。

时年12岁的刘悟泉随父母由四川成都迁到贵县。当时桂境工程处的办公用房和员工宿舍尚在建设中，“到贵县时，我家暂住在县城西北镇一位梁姓老太太家中”，并在西北镇小学（今县西小学）插班就读六年级，“学校与我家位于同一条街，相距二三里路”。

随后，地处东湖东北岸的桂境工程处办公及住宅区落成，大院定名为东湖新村（今铁路新村）。1947年秋，已入住东湖新村的刘悟泉就近入读当时校址位于东湖西岸的达开中学（今贵港市达开高级中学）。

三载贵城岁月

在贵县的3年（1947—1950年）时光，于当时正值少年期的刘悟泉而言，是他终生难忘的一段记忆。面对与四川迥异的气候、语言以及风土人情，刘悟泉表现出一个青少年对环境从陌生、好奇到快速适应的能力。

“贵县的气候不像成都那样温和，它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季漫长而炎热，冬季短而有奇寒。那里盛产芭蕉、黄皮（类似葡萄）、龙眼、荔枝、芒果、杨桃、木瓜等。房东梁老太家后院，种了很多芭蕉树和木瓜树，成熟了她便会送些给我们。”

“初到贵县，最感头痛的是语言不通，我们听不懂当地方言，他们说的是比广东话还难懂的方言，在不同场合使用不同方言。当地人也听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上街购物时，就像到了异国他乡。”

刘悟泉述及在西北镇小学读书时，“全班足有五六十人，老师授课讲的是广西方言，我全然听不懂。语言不通，和同学们交流也十分困难”。作为当时罕有的外埠学生，刘悟泉被班上同学称作“湖南K”，“我始终不明白这种称呼的含义，但从对方的神情中我隐约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轻蔑和嘲弄。当时我十分孤立，只能以沉默代之以反抗。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学会说一些广西话，这种贬义的‘雅号’逐渐销声匿迹，和同学也可以说上话了”。

同年秋季，刘悟泉进入达开中学（原贵港市师范学校旧址）就读初中一年级，“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很快我就能说一口流利的贵县方言，还会说一些客家话”。可以说，彼时的刘悟泉已然是个正宗的“贵县侬”。

到贵县后，刘悟泉“喜欢读小说的兴趣更浓了”，“从那时起我学会打乒乓球和游泳，开始爱好集邮并学到了许多集邮的基本知识”。刘悟泉成年后不少兴趣爱好都是在贵县时形成的。

刘悟泉在回忆录中写道：“东湖内生长着茂密的水草，恰好临近学校这片湖水是沙底，成为学校的天然游泳场。除上课时老师教我们游泳外，课余时间我也时常邀约同学去那游泳。从那时起培养起我对游泳的浓厚兴趣并成为我毕生的爱好。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我始终如一地坚持游泳锻炼身体，受益匪浅。”

1948年，到达开中学读书的铁路职工子弟陆续增加了几个，后来成为刘悟泉妻子的王宗艾也由县立中学（今贵港市高级中学）转校至达开中学，“从此我有了伙伴，放学后结伴同归，吃过饭又相约上学”。

刘悟泉与王宗艾同岁，自幼相识，两小无猜。双方家庭在20世纪上半叶都是在不断迁徙之中度过，1947年刘家迁贵县时，王家迁到第五工务总段所在的兴业县。翌年，王家举家迁入东湖新村，两人在贵县三度重逢，可谓良缘天赐。

“通往新村的道路两旁，长满了茂密的仙人掌和美人蕉，绿油油，生机盎然，呈现出一派南国风光。”数十年后，刘悟泉夫妇向笔者讲述两人相邀同行在放学路上的贵城风光，以及情愫渐生的青涩往事。

刘悟泉在“黎明前后”一节里，详细地记录了解放战争时期贵县的社会巨变，“铁路员工度过漫长黑夜之后得以重见光明，人们无不感到欢欣鼓舞”。

1950年3月，刘父带领桂境工程处留守员工奉命北上，初中三年级没念完的刘悟泉离开达开中学，“我家和宗艾家相继离开贵县”。在湖南衡阳休整两月后，又因其父调往北京便举家迁至新中国首都，先后在北京育英中学、北京市立一中续读初三及高中。

重游故地私藏馈乡梓

刘悟泉离开贵县逾半个世纪后，对贵县及母校达开中学“至今依然怀有深切的眷恋之情”。

2005年5月，退休在家的刘悟泉携妻子从成都乘火车沿黎湛铁路抵达贵港：“进入市区，眼前所见，已面目全非……机关、宾馆、商店鳞次栉比，一派繁荣景象。”

此次重返“少年时的故乡”，刘悟泉对心系几十年的东湖、南山寺，特别是对居住过的东湖新村、就读过的小学和中学“都依然存在”，欣喜之情溢于言表。

他沿着烙刻在他脑海里的那条“印象最深的主街，南端直通郁江边上，来到江边观看，景色如故，使我仿佛回到孩提的时光”。在东湖新村，“还可辨认出我们两家住过的旧居，宗艾当时种的那块菜地，依然如故，新的房主人继续种菜”。在回到倍感亲切的故地徜徉了3天，释怀乡绪牵挂后，两人顺途游览柳州、桂林，随后“满怀丰收、喜悦的心情回到成都”。

刘悟泉重返贵县寻踪的图文，只是他退休之后集邮、骑行、游泳等悠闲生活的一个片段，但他‌在贵期间拍摄的老照片令笔者‌大为惊喜！刘悟泉在重游东湖公园时写道：“我问当地人士，是否知道碑身上被凿掉的是什么字？结果无人知晓，我出示当年的老照片，并告之是‘太平人傑’四字……在他们面前我当了一回‘老贵县’。”

从2006年开始，笔者尝试通过互联网与刘悟泉取得联系，但因种种原因，一直无果。转机出现在2018年6月，笔者在“美篇”看到一个哈军工成都校友会活动的帖子，几经辗转终于与刘悟泉老先生联系上。刘老分享了返贵时的感触，坦言“现在不会讲贵县话啰，都几十年过去了”，并将回忆录里的贵县老照片扫描后传给笔者。后来，在征询刘老意见后，笔者又将这些照片扫描件转给贵港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及《贵港市志》编委会。

2024年仲夏，为了挖掘更多在贵细节及若干事件线索，笔者前往成都刘老居所，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刘悟泉老先生及其老伴王宗艾，两位长者精神矍铄，耳聪目明，虽初次见面，但大家一见如故。

此次拜访，刘老还将其回忆录签名赠与笔者，并将翼王亭、石达开纪念碑、南山寺、贵县东湖游泳池、郁江上行驶的电船以及包括铁路小学大礼堂在内的东湖新村诸处建筑——这些寄托其乡愁的纸质老照片悉数交与笔者。这批贵县风物老照片，成为记录贵港城市建设、教育发展、铁路变迁等方面弥足珍贵的镜像。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