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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南党史学习】 陈岸和陈贞娴——半生相守共度关山月

2026-04-23   来源:港南宣传   作者:  

编者按:为用好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手段,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港南区委宣传部、区委党史研究室、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推出“港南党史学习”宣传专栏。专栏聚焦港南本土红色资源,以党史人物故事、党史短视频为主要形式,系统讲述革命先辈奋斗历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凝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本期推出专栏特别内容——由港南区委党史研究室精心编撰、入选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不朽的爱情:广西革命伉俪的故事》的经典篇目:陈岸和陈贞娴——半生相守共度关山月。该书已成功入选“党建好书”,备受关注与推荐。

半生相守共度关山月 

陈岸和陈贞娴

1950年,广西各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正以满腔的热情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热潮中,一对相识多年的革命同志再次相聚。他们虽有不同的革命经历,但对党忠诚、救国兴桂的信念是相同的。他们共同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洗礼,为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社会,为实现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多次共赴危难、携手奋进;他们在血与火的革命斗争中升华了革命情谊。在新生人民政权的见证下,他们郑重选择结为夫妻并继续为党的事业奋斗,从此携手走过半个世纪的风雨征程。他们就是八桂英雄儿女陈岸和陈贞娴。

初识于隐蔽战线

陈岸,原名杨善安,又名陈翔、陈钦才、山戈,1910年出生于广西贵县。家中有7个兄弟姐妹,陈岸排行第六。他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20世纪30年代广西地下党组织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他出身于广西革命家庭,家中先后有8位亲人(包括其二哥、三哥)为革命牺牲。他自幼受革命氛围的熏陶,在青年时期就立下救国救民的远大志向,胸怀为劳苦大众谋幸福的崇高理想。1928年夏,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底转为共产党员。他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在家乡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会、发起暴动、建立工农武装,领导减租减息和打击豪绅地主等斗争。

1931年6月,陈岸被推选为中共郁江特委委员。1932年春,中共郁江特委遭敌严重破坏,特委委员只剩下陈岸一人。但他忠于信仰,挺身而出,担当重任,为恢复和发展广西党组织作出了不懈努力。1936年,他主持召开中共广西省代表大会,并当选中共广西省工委书记,从此开创了广西党组织工作的新局面。

陈贞娴,1917年出生于广西贺县(今贺州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她是一位有着丰富革命经历的进步女性,在全民族抗战爆发的关键时刻,她毅然投身革命的洪流之中,加入了广西当局组织的学生军。在桂林高中和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学习期间,她便以其出众的才华和美貌,赢得了“才貌双全”的赞誉。而鲜为人知的是,早在1937年3月,她就已经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她的单线上级领导,是代号为“三哥”的陈岸。由于她表现优秀,被三青团列为发展对象。

1937年,陈岸以党内代号“三哥”的身份,负责领导相关工作。为了更好地开展抗日救国斗争,获取更多情报,配合和掩护地方党组织的活动,陈岸约陈贞娴见面,希望她将计就计,打入三青团内部。陈贞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项充满挑战的任务。在执行任务期间,陈贞娴严格遵循组织的部署,与“三哥”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工作。然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下,他们之间的交流主要围绕着革命工作,并没有太多时间去深入了解彼此的个人情况。所以陈贞娴在多年后才知晓“三哥”就是陈岸。

分别于抗日救亡

陈贞娴伪装加入三青团后,组织关系便转走了,她与陈岸也暂时失去了联系。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中,他们都没有想过未来还会有重逢的一天。

1939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指定陈岸为广西党组织唯一赴延安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后因陈岸在延安的整风审干运动中受到诬陷、迫害,被剥夺党的七大代表资格,未能出席)。抗战胜利后,他到华东局任民运委员,参加土改。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起淮海战役,陈岸任亳州后勤司令、战勤副司令等职,负责支前工作,夜以继日地组织支前大军运送粮草、弹药、伤员。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中央中原局组织部指定陈岸担任中共广西省委组织部第一副部长,他随同解放大军南下回广西工作,积极参加广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并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在革命岁月中,陈岸长期在广西等地领导地下工作,历任中共贵县县委书记、中共广西特委巡视员兼玉林五属中心县委书记、中共广西特委委员、中共郁江特委委员等职。在此期间,他组织劳农会,恢复、发展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革命武装,为推动广西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陈贞娴与陈岸分别之后,相继在重庆、香港、广东开展革命斗争。1941年皖南事变后,她协助掩护在桂林工作的部分地下党员撤退后,也转移到香港,并应邀到刘清扬创办的“立华女中”工作,至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被日军占领。1942年2月,东江游击队把困在香港的她和一大批文化人与爱国人士营救出来。同年五六月间,她与恋人叶方约定一起前往苏北,但陈贞娴途中因患恶性疟疾,耽误了行程,未能同行。在这个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很难估计何时能够再见,因此双方约定今后尽量保持联系,但也不限制各自的选择。就这样,他们分手了。此后,陈贞娴长期在南方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

再聚于兴桂事业

时光荏苒,新中国成立后,在雷经天和高天梅等人的牵线下,陈贞娴去看望老上级“三哥”。此时,陈贞娴才知道“三哥”的真实名字叫陈岸。多年未见,两人再次相见时,都为对方在革命岁月中的成长和坚持而感到由衷敬佩。共同的革命经历,让他们之间有着一种惺惺相惜之情。很快,两颗心在交流中越靠越近,他们发现彼此在人生观、价值观上高度契合,对未来的生活也有着相似的憧憬。1950年6月30日,陈岸与陈贞娴携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开启了人生新的篇章。

但是,婚后接踵而来的是家庭、孩子和事业的矛盾。夫妻双方都承担着领导任务,既要把岗位工作搞好,又必须抓好理论学习,在各方面都应做群众的表率。而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有限,忙于工作,对家务和孩子就顾不过来了。他们只好靠保姆照顾孩子,把稍大的孩子送保育院。待保姆也应付不了时,只好把老母亲从乡下接来,帮忙照顾孩子和做家务。虽然夫妻二人经常夜以继日地忙碌,但他们始终相互支持,相濡以沫,共同经历着生活中的风风雨雨。

1957年12月29日,陈岸响应党中央加强农业第一线的号召,到平乐工作,陈贞娴也带着一家老小随陈岸到平乐工作,后来他们又到了桂林工作。1965年11月,陈岸回到南宁工作。1966年1月,陈贞娴也回到南宁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牵连,陈贞娴到柳州“五七干校”劳动,陈岸参加“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博白县做巩固基层政权工作,后来他们又一起从事党史工作。晚年,陈贞娴协助陈岸编写回忆录《我的革命生涯》。陈岸依然全身心地投入到为人民服务的事业中,他曾当选广西第一、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广西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八、九次党代会代表,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六、九、十、十一届人大代表。1979年,他任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兼任自治区党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和研究委员会副主任、自治区党委地下党处遗领导小组副组长、自治区党委人事安排领导小组副组长等职,他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陈贞娴则在背后默默支持着他,操持着家庭,让陈岸没有后顾之忧。他们一起面对生活中的困难,无论是经济上的拮据,还是政治上的压力,都始终携手并肩,不离不弃。

在陈贞娴81岁生日时,陈岸精心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那是一张朴素的纸片,上面写着几行简单却饱含深情的字:“相逢抗战日,欢聚建国时,共度关山月,笑迎新世纪。”这份礼物虽然简单,却承载着陈岸对陈贞娴深深的爱意,如同他们多年来的爱情,平淡而真挚,历久弥新。这份爱,一直陪伴着他们走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到生命的尽头。

20世纪90年代初,陈岸把自己长期节省下来的12万元汇回家乡,吩咐要修缮东井塘小学、南溪桥小学、洋七桥小学,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他回乡视察时,还同陈贞娴专门到学校看望师生。这笔钱差不多是他们离休时的全部积蓄,他们却毫不犹豫地奉献出来,体现了他们对家乡教育事业的关心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这个过程中,陈岸与陈贞娴相互理解、支持,共同为家乡的发展贡献着力量。

陈岸与陈贞娴的爱情故事,是革命年代的一曲赞歌。他们因共同的理想信念而相识相知,在分别的岁月中坚守初心,重逢后携手相伴,共同书写了一段浪漫而伟大的爱情篇章。他们的爱情,不仅温暖了彼此的人生,也为后人树立了榜样,让我们看到了在那个特殊时代,爱情与理想如何相互交融,绽放出最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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