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修大南门河边码头碑记》刻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现立于贵港市中心城区大南门前。此碑刻内容由200余字的碑记与200多个题名构成，可谓是民国时期贵县政界、商界、地方人士合力建设大南门河边码头的重要文献。题名中有民国贵县县政府、民团司令部、参议会、建设局、地方财务局、第一区民团局等政府部门，也有贵县商会、光华公司、陈启荫堂、耀西公司以及其他大量商号和众多乐善好施之人。此石刻也是古代至民国时期今贵港城市交通变迁的缩影，具有颇为珍贵的史料价值，值得深入解读。
立于大南门前的《重修大南门河边码头碑记》。 陈伟郁摄
这要从贵港古城址与大南门历史说起。今贵港城区郁江北岸一带发现了秦汉至明清时期的遗迹和遗物，包括汉代的城壕和唐宋至明清时期的城墙基址等，秦朝桂林郡、汉代郁林郡郡治很可能就在今大南门周边，因此桂林郡治遗址最近列入第八批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除了考古发现，历史文献对贵港城址历史也有一些记载，如明嘉靖《广西通志》卷三十二《兵防六·城池》记载：“贵县，旧无城，唐元和间，刺史谢鹏因容管经略使杨文讨贼驻此，乃借兵夫发古塚砖以筑城。宋绍熙间，权郡谭景先修之；元至正间，城池颓圮，峒贼出掠，十二年（1352年），吏目侯元采以己财佣军民修筑。”这一史料记载贵港在唐代元和以前并无城墙，直至元和年间贵州刺史谢鹏利用古墓砖才开始筑城。而清光绪《贵县志》记载城址“初建于郁江之南，继乃迁于北”，称唐以前贵港城垣在郁江南岸，元和年间才迁到郁江北岸。二书记载对贵港建城历史的说法不一，但皆认可唐代元和年间开始筑城。贵港城墙材料经历了从夯土到石头、再到砖墙的过程，光绪《贵县志》卷一《纪地》“城池”记载：“唐元和间始筑者，土城也；宋绍熙间修，仍为土城；至元至正十二年始易以石，尚无陶冶；及明万历癸未增高，乃有砖墙。”不过万历《广西通志》卷八《城池》已记载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千户宋斌用砖石圜砌贵县城墙，说明明初贵县已使用砖石砌墙，如今贵港大南门城墙上还保留了一些刻有“光绪七年重修”的砖块。
桂林郡治遗址出土的汉代瓦当。全媒体记者张日芳摄
贵港城垣几经兵燹或火灾破坏，城门数量也一直有所变动。据元代至正年间邹鲁《修筑贵州城记》一文，侯元采将土城改为石砌，修建了五座战楼，很可能此时已建有五座城门，即东北、西北二隅东西二门，东南朝阳门、西南江月门，以及南门，南门之外又有东、西二石门。元末时期，贵州各座城门多为防御功能而设计。入明后贵州降为贵县，城垣也得到多次修缮。先是洪武二十五年“因旧城狭隘，西展数十余丈”；成化五年，知县石瓒重修城垣，阔七百四十六丈，高一丈六尺，盖串楼七百间、门楼五座；嘉靖八年新南门发生火灾，九年，指挥使鲍礼重建；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知县谷大德捐修城墙，增高三尺。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因郁江大水，贵县城垣崩坏，“自东门至西门颓塌无算，知县林兆惠捐修三十余丈”，但此后贵港城垣再未得到及时修缮，“自是城垣递年崩塌不复修，迨咸丰间遭乱十余年，四面基址尽平，仅存城门旧迹”。光绪六年（1880年）署任知县何昭然倡议重修，共历经六位知县接力修缮，至光绪十八年（1892年），知县徐炳文修复了西北方城墙六十余丈，城墙才重新全部合拢，“又置东、西、南、北、小南门、栅门五，派丁役司启闭”，从而恢复了有完整的城墙、城门、瓮门的城防体系，再度形成一座全封闭的临江传统城池。
未改造前的大南门河边码头。 陈伟郁摄
今贵港大南门应是光绪七年知县李宗庚修缮的。贵县衙署与高耸的大南门城楼正相对，县前街这一带应是贵港老城内地势最高的区域。大南门紧临郁江，是往来交通孔道，发挥着重要的水路客运作用。明代贵县怀泽驿原在县治东二里，因“非当冲路，使客往来，舟车不便驻泊”，地方官虽“屡议改营”，但因地方社会不安宁而迟迟未能实现，直至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才迁到贵县南门城内。驿站发挥着传递官府文书、运输官员来往的重要功能，知县吴敬夫《重建怀泽驿记》称怀泽驿改迁后，“使客往来、舟车便于驻泊，亦可通国家血脉于上下”。明末崇祯十年（1637年）八月，徐霞客一行所雇船只就停泊在南门外，可以想见南门城内外一带人员、舟车往来之热闹场景。
明清以降，大南门外码头不仅是迎送官员的官渡口，也是地方民众重要的过江渡口，以及城内外普通百姓的汲水码头。清康熙二年（1663年），贵县郭南里人曾光国捐资创设县前义渡，大南门外的这一义渡成为郁江两岸民众过江的首选渡口。曾光国字义斋，又号山水郎，“质直好义，耽吟咏”。光绪《贵县志》记载他为义渡慷慨捐款，“捐本户粮米共十一石，租谷三百余石，以养渡子、修置渡船，济人往来，毫厘不收，行人利便。立碑县门渡前”；他还在江边礁石上题额“过渡莫争船”五个大字，如今还模糊可见。
改造后的大南门和河边码头，《重修大南门河边码头碑记》现立于大南门前。 陈伟郁摄
大南门外直达河边的石级台阶，不知创自何时。由于时常遭受洪水肆虐，故河边石级多崩坏，《重修大南门河边码头碑记》称“县城南门外石级直达河边，创设久矣。年湮代远，已多崩塌”。清光绪中叶，地方曾有修葺南门直抵河干之路的举措，但每逢涨雨季节，江边泥泞淤积，年久失修，步履维艰。至民国修河边码头时，发现南门外近水一段原有石块，尚埋没泥中，却已破烂不堪，行人多有不便，附近民众来汲水者皆感困难。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冬，街坊父老区伯春、原子昭、倪怀之、谢玉亭、盛光庭、李兰轩等15人发起倡议并分头募捐，得到贵县政商等各界组织、热心人士慷慨解囊，捐款银共计四百余元，扩建了南门外码头至河边的石级台阶，方便了百姓汲水与往来过渡。
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贵县因水陆交通发达，商贸也日渐兴起，大量外省客商纷纷贸迁于此，《重修大南门河边码头碑记》题名中留下了众多商号、公司。据相关资料分析，可知来自水面行业的有钜昌号、诚昌号（兼代理德士古火油公司）、利聚号（兼代理船务）、逢昌（兼营杂货）、利昌（兼营杂货）、恒裕隆号、福享号、恒昌号、均信号、恒安筏等，布匹行有济昌号、义益号等，杂货行有和源号、谦泰号、和聚号等，典当行有均泰押、贵昌押、永亨押等，旅栈行有桃源酒店等，花纱行有悦兴号等，此外还有很多商号、会堂及个人题名，有待继续挖掘解密。
如今，这块碑刻仍然静静地竖立在大南门城外，倾听着郁江东流的声音，也铭记着贵港这座城市历史的峥嵘岁月。
（作者系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系教授、“桂林郡探源与历史地理研究”课题首席专家）
作者：江田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