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叶诗人穆旦既是著名的诗人，又是著名的诗歌翻译家。穆旦的诗歌创作，主要集中在两个时期，即抗战时期和“文革”之后。

穆旦原名查良铮，1934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开始写作，并开始用“穆旦”作为笔名在《南开高中生》上发表作品，1935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随清华大学南迁，1938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由长沙迁至昆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穆旦成为西南联大的学生。

穆旦读书期间，正是中华民族经历战争磨难与痛苦的时期，年轻的穆旦饱经战争的痛苦与国家的苦难，用流血的心灵体验东北沦丧的战争创伤。写于1935年的《哀国难》真切地表达出穆旦深沉的爱国主义思想，面对着东三省沦陷日寇之手的残酷现实，穆旦极为愤慨，年仅17岁的穆旦表达了中国人民的锥心之痛。从此，抒写中国人民在抗战中的苦难、歌颂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就成为其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

穆旦的诗歌不是仅仅抒写民族的苦难，而是抒发出中华民族压抑在内心深处的怒吼，他将中华民族比喻成一只受伤的猛兽，从紫色的血泊中站立，跃起。“在暗黑中，随着一声凄厉的号叫，它是以如星的锐利眼睛，射出那可怕的复仇光芒。”（《野兽》）他在南迁的路上看到了战火中中国人民太多的灾难与死亡，但他并不悲观绝望，而是用诗的形式传达出对抗战胜利的希望，从内心发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呐喊（《赞美》）。

在20世纪40年代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抗战为题材的诗歌作品，如田间的《给战斗者》《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满腔热情激励中国儿女奔赴战场与日本侵略者战斗。与这些作品相比，穆旦的诗歌表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这与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期间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密切相关。

穆旦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所接受的现代主义诗歌影响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国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闻一多、冯至、卞之琳等此时皆在西南联大任教，他们经常在学校里举行关于诗歌的讲座，自然会对在校爱好诗歌的学生们产生影响；二是西方现代主义诗人的影响，英国人燕卜荪（William Empson）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讲师，也是著名的诗人、批评家，给穆旦等人开设《当代英诗》的课程，艾略特、奥登、叶芝等现代诗人是课堂上主要的讲解对象。艾略特推崇的“非个人化”对他们影响极大，他们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统一，将自我与大我、个人与社会融为一体。因此，穆旦的诗歌呈现给我们的不是空洞的抒情呐喊，而是一种具有自我情感的真实而深刻的生命体验。

穆旦1940年8月于西南联大外文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从事教学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动乱年代有了一份稳定安全的工作。然而，他并非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而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爱国青年。1942年2月，穆旦投笔从戎，报名参加了中国远征军，先在司令部任随军翻译，后随二〇七师进入缅甸抗日战场。在缅甸，穆旦经历了极为惨烈、震惊中外的野人山战役，后历尽千难万险撤退至印度。

关于这段战场经历，穆旦个人很少提及，但我们可以从王佐良的《一个中国诗人》中窥见穆旦的这一经历：“那是一九四二年的滇缅撤退，他（穆旦）从事自杀性的殿后战。日本人穷追，他的马倒了地，传令兵死了，不知多少天……在热带的大雨里，他的腿肿了，从来没有想到人能够这样疲倦，放逐在时间，几乎还在空间之外。胡康河谷森林的阴暗和死寂一天比一天沉重，带着一种致命性的痢疾，人一直让蚂蟥和大得可怕的蚊子咬着。而在这一切之上，是叫人发疯的饥饿，他曾经一次断粮达八日之久。但是这个24岁的年轻人，在五个月的失踪之后，结果是拖了他的身体到达印度。这个瘦长的、外表脆弱的诗人却有意想不到的坚韧。”

诗人这一特殊经历在其内心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成为其难以摆脱的噩梦。到1945年9月，他写下了《森林之歌——祭野人山死难的兵士》。这是一部篇幅短小的诗剧，诗人以诗的语言描述了胡康河谷的阴森可怕，“森林”死神轻轻地跟随着“我”，时刻准备将“我”吞噬掉；它充满温柔，温柔中充满邪恶；它散布疾病和绝望、憩静，瘫痪了我的血肉和身心。这是战争、死亡留给诗人的极端恐惧，将此段“人”的独白与王佐良的文章加以对照阅读，则会发现穆旦所经历的肉体的与精神的双重创伤。在抗战结束后写下此诗，并非仅仅是对这场惨绝人寰的战斗回忆，而是对战争、死亡的冷静思考。“葬歌”表现出作者对过去与将来、历史与现实、生命与死亡的深刻哲理思考，对生的渴望与对死的恐惧、战争的残酷与历史的无情混合在一起，读来令人心生寒意。

穆旦于1943年在印度休养后随军撤回国内，先后在昆明、重庆、贵阳、桂林等地的中国航空公司、西南航空公司等做翻译、雇员，工作不稳定，生活经常陷入困境，但他对诗的热情并没有减少。1947年10月考取自费赴美留学资格，1949年8月底赴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学习，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学习俄文，选修俄国文学，这为其以后的翻译工作奠定了基础。1950年底穆旦毕业并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此时他面临着是回国还是留在美国的抉择，在经过反复思考之后，穆旦与妻子周与良决定回国，他们与当年的那些爱国知识分子一样踏上了归国的旅程。他们于1953年初回到上海，5月穆旦被分配到南开大学外语系担任副教授。此间，穆旦除完成教学任务外，大量时间用来从事文学翻译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1966年“文革”爆发后，穆旦接受劳动改造，但在艰难岁月中仍坚持翻译工作，为中国的翻译事业作出了突出贡献。

“文革”结束后，穆旦一边从事翻译工作，一边又拿起笔从事其心爱的诗歌创作。穆旦用笔将自己痛苦的磨难和伤痕累累的心灵呈现在读者面前，进行深刻的历史反思（《神的变形》）。虽然他在“文革”期间饱受折磨与摧残，但他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德报怨，表现出宽广的胸怀，成为“归来者”诗人中的重要一员。

穆旦是民族苦难的亲历者，其人生充满了丰富的痛苦，民族的苦难成为他诗歌创作丰富而又苦涩的养料，他以诗歌的形式将这些丰富的痛苦呈现出来，成为民族的史诗。他不是仅仅抒写民族的苦难，而是从理性的高度来反思民族的苦难，对民族的未来充满期望。正因如此，他的诗歌如同一棵扎根于石缝、饱受风吹雨打的黄山松，遒劲挺拔，成为中国现代诗坛上一道独特的景观，这是一棵智慧之树，也将是一棵常青之树。